当代物权法百科全书小辞典957-2-4 (第2/4页)

国法律体系中地位的高度肯定，以及对于编制民法典重要性的肯定，不仅对于民法学家、而且对于整个法学界深受鼓舞。许多中国学者自发地组成许多课题组，自筹经费开始了编撰民法典的工作。1998年至2002年，中国出现了数个学者的民法典立法方案。

    中国最高立法机关此时受到立法积极分子们的鼓动，决定将民法典的规划从2010年提前到2005年3月，并且于2002年编制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提交到当年10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

    2002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会后，法制工作委员会将草案印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有关部门和法学教育研究单位征求意见。

    民法草案分为九编，即总则、物权法、合同法、人格权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共1209条。

    不少常委会组成人员以及有关方面认为，民法涉及面广，内容复杂，一并修改历时较长，以分编审议通过为宜，当前应当抓紧制定物权法。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列入了民法草案中的物权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

    早在1993年，立法机关启动民法典的立法日程，决定尽快起草物权法，并且采取制定单行法的办法，分别制定民法典的各个部分，最后编纂为完整的民法典。因此，启动了《合同法》和《物权法》的起草工作。1999年完成《合同法》的制定工作之后，《物权法》的起草进入实质性阶段。2001年，在专家起草的《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基础上，立法机关提出了《物权法草案》，开始进行了第一次审议，此后进行了多次审议。

    〖问题与争议〗

    第一个《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是中国社科院梁慧星先生受法工委之托而主持起草的。对于物权法中一些重要内容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王利明教授持有异议，其中包括是否要在物权法上把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公民个人所有权，作为三种所有权基本类型加以规定的问题。立法机关觉得王教授的方案很有道理，于是决定由他主持起草第二个《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所谓《物权法草案》，就是在第二个《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梁先生的主张，是在物权法上不区分这三种所有权的类型。理由是，物权法对这三种财产采取的是平等保护原则。民法最反对的是特权，所以，应当反对身份立法，坚持行为立法。也就是说，物权立法对事不对人，就权利人而言，无论男女老少，贫富贵贱，无论是官还是民，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统统不管，从民法的眼睛看出去，只能看得见一个抽象的人格—民事主体。既然如此，权利主体的身份就没有必要规定。一讲身份，就肯定意味着不平等。因此，不管是谁的所有权，在民事领域看得见的是财产权利，看不见主体身份。所以在民法上不应该出现这种分类。因此，“梁稿”上财产的分类只有动产和不动产，只有根据财产本身的属性的分类，而不存在根据权利人身份的分类。

    王教授的主张，认为中国是一个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不这样区分，立法本身就不能反映中国国情。他认为，不区分国家、集体和私人三种所有权，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

    绝大多数人认为王教授的观点和草案是对的，梁先生的观点和草案是值得商榷。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胡康生特别指示“三项原则”：在修改完善物权法过程中，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物权法的中国特色，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表示要将社会主义的物权法与资本主义的物权法、中国当代物权法与其他国家和其他时期的物权法严格区分开来。

    王教授对于传统的和当代的物权法理论造诣很深，形成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之“中西合璧”式的理论体系，并不是因为提倡国家、集体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的融合而否认私有财产的保护。他发表的70多万字的《物权法》巨著，是已知公开出版该类著作中最长篇幅的。

    显然，梁先生的观点，涉及到以下重大现实问题和物权技术问题。

    首先是没有区分社会主义的物权法与资本主义的物权法、中国当代物权法与其他国家和其他时期的物权法，与几百年前西方的物权法类型没有什么区别。

    其次是将物权法混同于一般的财产权法。国家、集体不光是所有制特别，而且是财产权类型也有区别，一般流通领域的和限制、禁止流通领域的财产应有尽有，当然不能如私有财产那样自由流通与交换。

    三是否认物权法的等级制差别。物权法不是财产权法，而财产权法中只有一般财产权法中不体现等级制差别。实质上，每个国家的物权法中，到处充满了等级制即“身份权制”，所有权人的身份与用益物权人的身份肯定是不一样的，地主与佃农、出租人与承租人的身份是一样的吗？留置权人的身份与质权人、抵押权人的身份是一样的吗？质权人的身份与抵押权人的身份是一样的吗？回答是否定的。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的规划问题，同样值得商榷。

    一是名称问题。

    为什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

    如果仅仅是“民法”，那么只能表示一部民法即单行法，不是多部民法组成的综合民法；如果仅仅是“民法典”，那么不能表示一部民法即单行法，而是多部民法组成的综合民法。现实条件下，只能是“多部民法组成的综合民法”。由此可见，立法规划中连个法律的名称和题目都是“文不对题”的，这些专家怎么粗心大意到这种地步呢？

    更有甚者，1929年5月至1930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陆续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称之为“民法”，不叫“民法典”；70多年后，新中国新制度建立起来后，稍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也不叫“民法典”。涉嫌抄袭，照猫画虎，画虎不成反类犬。

    纵观整个大陆法系，其他国家都统一称之为“民法典”，唯有旧中国和新中国却称之为“民法”。这不只是“一字之差”的问题，是最基本的物权法知识与概念问题，说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