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心贼 二十四 (第4/4页)

结束了。1927年7月5日，他进了本笃会的圣安德鲁修道院，同年10月，他经过更衣礼后成为一名初级修道士。1929年1月，他行过发终身愿礼后成为正式修道士，后升为司铎，1945年被教廷封为圣安德鲁修道院名誉院长。

    自他发愿进了修道院后，世俗的一切似乎都离他远去了。

    强烈呼吁

    二次大战中，日本侵略了中国，远在欧洲的陆征祥无法心如止水。他主编了《益世报海外通讯》，并以“木兰”为笔名撰写文章，向欧洲妇女介绍中国人民浴血反抗侵略者的情况，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呼吁世界人民支持中国人民反抗侵略者的正义斗争。他写道:“我们中国为求自己生存而战，也为保存文化和文明而战，我们中国是在为全世界的公义和利益而战。”

    他呼吁道:“不要间接地帮助日本空军杀害我们你们为你孩子买日本玩具，但你付出的钱马上就会变成上千上万的炸弹落在我们国土上使我们幼小的孩子惨遭杀害……”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占领了比利时后，圣安德修道院被充做德军的军营，修士们全被赶出修道院。在那些岁月中，陆征祥和比利时人民同甘共苦，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许多努力反抗侵略者。他常组织人们一起祷告，借此与大家互相鼓励，通报消息，因此还被盖世太保抓去审讯。盖世太保向他宣布:不得以任何方式组织聚众布道。陆征祥一直没有退缩，仍然和修道院的修士们一起，走到民间，以他们的方式点燃人们的希望，坚定人们与法西斯抗争的信心。

    二战结束

    1945年，二战结束。陆征祥无限感慨地写道:“我初涉外交之时正值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今天我看到被日本践踏的祖国领土主权一一收回。”

    1949年1月，他已病重。修道院的院长南文主教去看望他，对他说:“中国占去了你一半的心。”他无力说话，却伸出三根手指。南文明白了，说:“中国占去了你四分之三的心。”他疲倦地笑了。

    按本笃会规定，修士死后不得摆放花圈挽联，故陆征祥的追思礼拜上灵前无他物，仅有比利时国王送一花圈，还是修道院破例收下的。修道院的地下墓室有几十个墓xue，第一行第一孔葬了前任院长，陆征祥安葬在第二行第一孔。中国清末民初的第一外交家就安息在这里了。

    夫人

    陆征祥的夫人是一位比他大22岁的比利时人，陆氏一生受她影响很深。她去世后，陆征祥就去比利时作了洋教士。

    陆征祥的夫人叫博斐培德，比利时人，其父与祖父均为比利时的将官。陆征祥在比利时留学时，认识了博斐培德，并深深地爱上了她。尽管她比他大22岁，陆的亲友与顶头上司都极力反对，他们俩还是在俄国结了婚。由于培德年纪比陆征祥要大，又出身于名门世家，家教好，举止大方，交际活泼，因此，她很快在俄国外交界成为名人，在俄宫成为贵宾。这又使陆不得不佩服敬爱。袁世凯当大总统期间，曾任命她为总统府礼官处女礼官长，负责招待各国使节夫人。因为她熟悉国际礼节，兼通中、英、法、俄、比等国语言，所以工作相当称职，颇获各国使节夫人的赞颂。后来，她因不满陆征祥受袁世凯胁迫签订的《二十一条》，而侮于国人，故不得不辞职，这也可以看出她的节cao，高出其夫。

    1933年，培德在巴黎患上重病，弥留之际，写下了一封遗嘱给陆征祥，感人极深。信中说:“子欣，我的病大概没有希望了。亲爱的，你平生一切都对得住我，只是一件我认为最不光彩(即签订《二十一条》)。你这件事不仅对不起我，也对不起你的国家，并且对不起上帝。我死之后，你最好赶快到比利时从前我读书的学院的教堂里去服务，也许能得到上帝的赦免，还可望到天国去。永别了，子欣!你的培德。”陆征祥看完这篇遗嘱后，痛哭流涕，悲痛欲绝，绝食三天之后，便赴比利时的修道院作教士去了。从此不问政治，一心修行，后来当上该修道院的院长，直至1949年去世，未出修道院一步。

    外交贡献

    陆征祥贡献卓著的是中国现代外交体制的建设。1912年10月8日国会通过的“外交部官则”，即是出自陆征祥手笔。外交部内设“一处一室一厅四司”:秘书处、参事室、总务厅、外政司、通商司、交际司、庶政司，部长下新设一次长，四秘书，分管英、日、法、德相关业务，参事则负责法规与条约之研究草拟。

    陆征祥主掌外交其间，说服袁世凯同意废除清代外务人员“保举制”(由高官推荐外交人员)任用办法，禁止他部向外交部“疏通”人事，坚持选拔“不闹笑话之外交官”。陆就职后另订《外交官领事官任用暂行章程》，先将所有部内留任人员免职，再重新依照专业考核，凡无外语外事专业者不予授职，袁世凯之侄儿也因此离任，顾维钧则甫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返国即被延揽入部。至于外馆，陆征祥废止了清代由大使统筹包办使馆人事与财政权的旧规，外馆预算改由中央每年核拨决算，外馆正式人员皆须经中央政府考核任命。

    总括而言，民国时期军阀混战，中央各部专业化程度甚低，唯有外交部一枝独秀，培养了不少杰出的外交官，为中国这一“弱国”争取到较多利权，从而奠定了中国外交现代化的基础，陆征祥居功最大。

    陆征祥最为熟知者是中日《二十一条》与《凡尔赛条约》的签订，因此导致的负面评价往往归罪于他。但实际的情况可能更为复杂。

    一、据较为严谨的研究和报导指出，中日“二十一条”的签订，主事者是外交部次长曹汝霖。总统袁世凯直接施压曹尽速签约，而参与谈判的陆征祥则帮助取消了最为不利的第五条条款(关于二十一条，也有意见认为是日本施压宣战，袁世凯被迫接受部分条款)。

    二、1919年率顾维钧(驻美公使)、王正廷(广州政府代表)、施肇基(驻英公使)、魏宸组(驻比公使)等人赴巴黎出席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会(巴黎和会)。由于山东问题爆发，日本坚持继承战败的德国之权益，中国发生五四运动。战胜列强不顾中国反对，接受日本要求。在中国国内巨大抗议声浪与政府训令下，中国代表团最终未能签署和约，成为战胜国中唯一未签字者。坊间流传之认识是，陆征祥在和会后期并未主持中国使团工作，因此抗拒签署的正义表现多被归功于顾维钧。

    1945年曾有中国记者至比国采访陆征祥，据报导陆征祥曾对未来国情提出简短而著名之警语:“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