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心贼 十六 (第3/3页)
协定上签字。强兵压境，不签字就轰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光有一腔正义究竟于事无补，最后还是以黄氏的建议勉强获得通过，从而使得东三省和内地的通邮通车得以进行，名义上避免了承认伪满洲国的尴尬局面，避免了铁路缴款的损失，也避免了关外内地邮路的中断。这其中的艰难，那些置身于事外，高唱爱国主义歌曲的热血青年是难以体会的。
《亦云回忆》在“塘沽停战协定”一节，有段客观的评论:“关于塘沽停战，以及后来的通车通邮诸事，赞成反对，以地域言，愈远之处愈唱高调;故两广始终反对，而华北则切身利害所关，多持平之论”，更遑论有些人出于政治需要的恶意指责和横加责难了。沈氏又以“国家大难当头，犹意气用事，视当冲之人存心卖国，又责以万能”为黄氏鸣不平。 “塘沽协定”给黄郛一生的政治和外交生涯带来了巨大的屈辱。黄氏在华北的苦心经营为社会舆论所不容，一时间责难纷起，备受指责。连沈亦云的meimei和妹夫都不能理解，认为“大姐平日颇能规过，此次甚偏袒姐丈”，如此情形，沈亦云在书中称为“打落门牙带血咽”，黄郛承受的屈辱和压力，不是常人能够忍受的。 1933年黄郛与夫人沈亦云1913年在天津8月，天津《大公报》记者王芸生采访了黄郛，他说:“这一年来的经过，一般人以为我黄某天生贱骨头，甘心做卖国贼，尽做矮人;我并非不知道伸腰，但国家既需要我唱这出戏，只得牺牲个人以为之。”《亦云回忆》中记述，蒋介石为《黄膺白先生家传》所作的序言，云黄氏“志足以慑强寇之气，而势不能弭铄金之口，其忍辱负重，诚有非常人所能堪者。自来志士仁人，临汤火而不避者易，受疑谤而不辞者难，当其困心衡虑，不计毁誉。”蒋是非常清楚自己的盟兄为其忍辱负重背黑锅的良苦用心。 黄郛为什么一再接那些烫手的山芋，明知事不可为或很难为而勉力去为之，除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秉承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精神，以国家安危为念外，也是为了践行和蒋氏结拜兄弟时候立下的“安危须仗，甘苦共尝”的誓言，这也可看作中国古代士人重诺的一种江湖义气。 按黄郛的经历和他与日本的深厚关系，他很容易被看成是亲日派。当时的舆论和报章也是这样看待他的，他甚至被冠以“媚日”的恶名。沈亦云耿耿于此，在《亦云回忆》中多有辩白。作者基于自己和日本人接触的感受和印象，和二次革命后流亡日本生活的切实经历，深入剖析了当年的中日关系和日本人侵略中国的深层原因。中日之间一衣带水，从明代以后，两国关系就非常微妙。明末抗清的遗民朱舜水在安南被拒后，是被日本人收留并允其永居，成为日本当时最有势力诸侯的宾师;著名自由主义分子大隈重信创办的早稻田大学培养了很多中国留学生，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即出自大隈内阁;日本近代很多著名人物和同盟会的关系以及对推翻满清的支持，世人皆知，而承认伪满洲国的，正是与国民党有十多年友谊，在二次革命时极力主张允许亡渡日本的革命党人居留的犬养内阁。日本自明治维新后，举国上下一心建国。军神乃木大将在日俄战争时，旅顺久攻不下，他的两个儿子在攻城时率先捐躯;伊藤博文出访朝鲜，有人警告会遇险，他为了日本国家利益，毫不退缩，最终被安重根刺杀于哈尔滨。作者拿这些舍身为国的日本人和当时的国民党上层人物进行相比，感叹即便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虽有建国抱负，而生活也不足以示范于人。随上下一心建国热而来的是日本人的“侵略狂”，这种“侵略狂”的肇事者多为不知战争之险的下级军佐，他们不断挑起中日争端。 济南惨案 黄郛是当之无愧的日本通，日本人很重视他，把他当作中国政府有眼光的外交家。“济南惨案”后，足分利出使中国，和黄郛有较密切的接触。两人对中日之间关系的看法比较接近，认为中日之间必须相忍为治。足分利使华期间，颇得中方好评。“塘沽协定”后，黄氏辞职退隐莫干山，足氏曾拟访黄，但被黄郛以避嫌为由拒绝，足氏回国述职不久即自杀。黄氏后来非常后悔自己为了清誉，而拒绝和一些对中日关系有识见的日本高层人员的接触。 继足分利使华的是重光葵，其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重光葵解职归国时，私下曾对黄郛透露:日本的军事力量已远较十年前为强;日本军界下层的军佐劫持上层，建功立业之心空前膨胀，对中国开战必不可免。他解说，此乃友谊，非外交官的话，此中的含义，不言自明。近代史上的中日关系，是中国外交的惨痛的伤心史。黄郛曾经感叹地说过:中国真是不幸，两个邻居(苏俄和日本)都不是善类，如果是个家，我早已搬;如今是个不可搬的国，只得先顾缓急轻重。他对苏俄始终深抱戒心，一直反对国民党联俄的策略，认为“中日关系与中苏关系比，无论如何不应该放弃日本这一条路”。 相较苏俄而言，黄郛对日本还是抱有幻想的。他留学日本，和当时日本上层的政治家有很好的私交。他天真地希望中日的关系能达到当时“英美”和“德奥”那样的兼容和亲密，中日即便有争，也能相互尊重。在他遗嘱的最后一条，还是忠告双方的有识之士，奉行儒家的恕道，同文同种的中日双方万无自残之理，日本应该放弃殖民华北，侵略中国的政策。 遗憾的是，这些只是黄郛一厢情愿的幻想，1936年12月6日，在第二次退隐莫干山三年后，黄郛因肝癌病逝。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七七事变爆发，一场持续八年之久，给中日双方带来深重灾难的大战，终于不可避免在中国大地上上演。